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加速，中国控烟形势严峻

大家好，我是老周，一个跟烟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退休质检工。今天咱们聊聊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话题。这事儿对于我们这些老烟民来说，可是大事儿。我时在车间评过烟叶，退休后也爱跟老伙计们聊烟。说到这，我得说说，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立法正在加速，这背后可是有着不少故事。据我了解，全国烟者超过3亿，7.4亿人在二手烟，这数字可是相当惊人。咱们得看看，这禁烟立法到底能带来哪些改变。

国内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加速

根据三年前亚太地区控烟协会组织执委会的决议，2016年，APACT会议将首次在中国举行。5年前，中国在国际控烟大会上，被与会200名全球NGO代表一致授予“脏烟灰缸”，国际声誉已受重创；去年，广受质疑的“烟草院士”事件，被国际控烟领域评为2012年十大事件之一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控烟机构，非组织质疑，谴责中国控烟不力的主要证据。昨，黄洁夫与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许桂华共同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，谈扭转中国控烟颓势的契机与希望。

■ 对话动机

17，第十届亚太地区烟与健康大会（APACT）将在本千叶县举行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将派代表团，参加此次大会。

全国，中国控烟协会会，原卫生部副部黄洁夫坦言，感到参会有些压力，主要是中国近年来在控烟工作上进展不大。2012年50多位中外专家对中国“控烟履约”评分仅37.5分，国家层面尚未有“控烟立法”，全国烟者超过3亿，7.4亿人在二手烟，，青少年烟率还在上升，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。

“我们如何发出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声音？”赴本前，黄洁夫与卫生计生委，控烟协会相关负责人梳理了中国控烟的现状，形势和可行的突破策略。

■ 对话人物

黄洁夫：原卫生部副部，现任全国，第十二届全国教科文卫体会副主任，中国控烟协会会。

谈烟草院士

伪科学命题学者获誉

新京报：亚太地区烟与健康大会是个非组织会议，为何国家卫生计生委要委托你率团参会？

黄洁夫：APACT会议是国家搭台，社团唱戏的机制，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“控烟履约”工作的国家意志，反映的是国家的控烟形象。

看看周边控烟积极的国家和地区，都有的明确支持。我国的和澳门，都是特首高度过问此项工作。我国地区，近年来在控烟上也是进步很大，就连烟率一直很高的俄罗斯，这次也由总统专门出来宣布控烟的决定。

卫生计生委十分这次会议，考虑到与原卫生部工作的连续，再加上我现在兼任中国控烟协会会，故由我率团参会。

新京报：但中国的控烟履约表现似乎一直比较糟糕，被质疑了一年多的“烟草院士”至今未被撤销，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？

黄洁夫：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一个国家的科学荣誉，竟然授予研究“卷烟降焦减害”伪科学命题的人，这个事说不过去。因为“烟草院士”，很多国际组织，控烟人士谴责中国。

我们这次去本开APACT，“烟草院士”将是我们代表团要面临的质疑。其实这个问题社会上有许多反响，希望工程院妥善处理好此事，其实工程院中生物医学部全体院士均有一致的意见，遗憾的是久议未决，此事仍在发酵，影响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“国格”。

谈控烟策略

带头戒烟很关键

新京报：你是负责部医疗保健的医生，国家的高层烟吗？

黄洁夫：就我所知，中央和国家的高层部，绝大多数都不烟或者已经戒烟。大家知道，同志过去烟甚多，但在晚年生病时知道烟的危害，马上戒烟了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戒烟的，不是外面传的一生都在烟。

我在临床工作，当告知病人烟对他的身体有害时，绝大多数的患者听从劝告，立即戒烟了，即使有极少数还有烟习惯，但他们都不在公共场所烟。

新京报：可是在地方，基层，部在会议室里喷云吐雾的情况好像很多。

黄洁夫：控烟的氛围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形成。在地方上，不少基层部由于工作压力等原因，烟现象很严重，这与他们经常有人给送烟，还有公务烟不无关系。这也应该是现在中央八项规定，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该杀的歪风。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主要在公共场所烟，一般人很难予以预，即使有法律，也无人“执法”。

新京报：能否说，一大批爱烟的基层部，是中国控烟前路上的壁垒？

黄洁夫：不能这样说。应该说大多数同志是有觉悟的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烟者有烟的自由，但不烟者也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。烟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依赖成瘾的疾病状态，有个健康的无烟环境也有利于他们戒烟。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文件，明令要求党政机关部在公共，在工作场所都不能烟。

这和医生对患者的示范作用一样，如果医生在给病人诊病治疗时还烟，就不配当医生。接下来，国家卫计委也会出台相应的加强无烟医院建设的规定，为保护青少年，教育部门也在积极创建无烟学校。

谈控烟进展

高层会大力推进

新京报：“烟草院士”会让代表团觉得丢脸吗？该怎样应对其他国家的质疑？

黄洁夫：不是代表团丢脸，而是整个国家蒙羞。因为我们要举办下一届APACT会议，所以一定要在这次会议上树立我们国家正面的积极的控烟形象，新一届近来有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，密切联系众的重大规定，现又正开展“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”，我相信这件关系到人民众健康的大事，中央高层一定会大力推进。

新京报：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，已经拖了多年，这一次有没有时间表？

黄洁夫：鉴于“烟草工业”涉及国家经济，立法的时间和内容均要“审时度势”。鉴于全球科学研究均表明烟严重危害民众健康，给社会与家庭带来重大经济损失，在公共场所烟也侵犯公众的环境安全与公众健康等基本权利，禁止在公共场所烟的立法时机应该抓紧，这也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。

新京报：尽快出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，你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？

黄洁夫：人民健康和国家形象。集体现正在凝聚全国人民实现“中国梦”，我想实现了这个梦的国家，一定是一个民众烟率低的国家。据悉，中央高层和有关部门高度控烟，公共场所禁烟（立法）工作一定会加快。

谈戒烟

戒烟治疗应纳入医保

新京报：现在中国烟率高达30％以上，要让烟民都戒烟现实吗？

黄洁夫：目前，我国每年归因于烟的死亡人数，已经升至140万，7.4亿人遭受二手烟危害。很多妇女儿童并不烟，却患烟草相关的疾病，青壮年与妇女死于心脑血管病与癌症的数量正在。

我一直跟控烟协会的同志们说，控烟工作着力点不是部门之间打架，而是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，推动国家控烟立法，保护公众健康。要告诉烟者，如果尊重别人，就不要在公共场所烟；如果爱自己的妻儿，就不要在他们面前烟。

要加强烟草健康危害的科普教育，无烟的公共环境，还要有一个有利于烟草企业和烟草种植业转型的经济政策。

新京报：前些年，各地很多大医院都建了戒烟门诊，后来，却因为病人少难以为继，你怎么看？

黄洁夫：刚才说了，烟是一种疾病，烟草危害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。要搞好戒烟门诊，不能只埋怨烟民都不戒烟，关键是国家要加大对遏制烟害的投入。

现在，戒烟的设备，药物都很贵，普通众难以负担。我支持将戒烟治疗纳入医保的建议。现在，烟的疾病负担支出，已超过烟草税收。如果国家支持烟民戒烟，烟率，也是减轻未来的疾病负担。

新京报：因为你的官员身份，会不会觉得民间控烟组织，控烟人士的行动，言辞太激进？

黄洁夫：我不这样认为，民间的声音很理。我们强调依法治国，党内，各个部门，要倾听授予他们的权力的民众的声音，不要无视人民众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。

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公共场所禁烟立法，对于我们这些老烟民来说，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响应，共同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我是老周，咱们下次再聊。